一段特别的往事
1948年，一艘船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。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，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，眺望着远方。这对夫妇是从纽约出发，前往上海，前去劝说在那里的父母离开上海。
跟他们一起的两岁的小女孩Teresa，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，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。
对于Teresa的未来，他们心中并不乐观。在登船前，他们也不知道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，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，他们没有把握。
船到码头。终于，在混乱的人群中，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。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。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。那对夫妇放了心。
上中学后，Teresa（韩秀）才从外婆那里知道，自己出生在纽约，父亲韩恩（Willie Hanen）是一位外交官。1943至1945年，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抗战。母亲是留美的学生，父亲只在纽约她出生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，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。韩秀外婆原本打算离开大陆的，却为了要等她，留在了上海，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……
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，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，多么懂事有礼，多么出类拔萃，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时代所接受。韩秀说，在那个年代、那种环境，她一直是一个“外人”。还好，有外婆的细心呵护，韩秀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长大。出身大家闺秀、在国外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，也给了她最早的文化启蒙，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。
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。三十几岁时，她的先生就去世了，她独自一人生活，她曾在交通银行做事，接到韩秀之后来到北京定居，她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。
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。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，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。外婆告诉她说：“好好念书，谁也拿你没办法。你得相信你自己，只要自己做对了，别人说什么，就只当没听见。”她牢牢地记住了。
图为高中时期十七岁的韩秀。
转眼，她已经十七岁，即将高中毕业。优异的成绩，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。报考志愿表上，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。老师觉得她疯了，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，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，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？她觉得有道理，就修改了志愿表，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。可是，录取单下来，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。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，只见卷子被封着，上面盖着“此生不宜录取”的印章。原来，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。
因为出身问题，虽然韩秀成绩优秀，但最终不能进入大学。
真的没有希望了吗？校领导把她叫去，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，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，划清界限，只要一、两百字就行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，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。十七岁的她淡淡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要早点回家了。我还没收拾行李。”说完便转身走了。于是，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、插队落户的中学生。那是1964年。
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，韩秀说，她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。“我很清楚的知道，父亲在中国的时候，就是1943年到1945年，是在帮助中国抗战，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。”
“绝对不能背叛”，多么简单的几个字。可是，在那个年代，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？
“那时候我觉得，只有守住我的原则，可以送我到乡下去，要怎么苦、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，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。”韩秀这样说到。
韩秀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山西插队的生活：到了林城，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。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，箱子放在床头，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，脸盆脚盆放在床下，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。
当时劳动是非常苦重的，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。地里的活相当苦重，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。傍晚收工后，我带着两手血泡，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。伤好之后，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，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。
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，很快地，我学会了拆洗棉衣、缝缝补补，然后，我学会了做鞋。老实说，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，我的肤色、我的长相、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。也就不到一年吧，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，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，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。
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，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，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，不但在“扫盲学习班”教课，还主动“送字上门”。妇女们家务繁重，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，我就走进她们的家，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，手把手地教她们。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。
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。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、粉紫、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，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，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，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。我想，那一段时间，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。
1966年初，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，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“示范教学”。
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，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，叫做“复式教学”。除语文、算术之外，体育、唱歌、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。
几个月下来，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。外村的亲戚来访，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：“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！”那时候，我也真心地相信，我可以在这里存活，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、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，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。
然而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。
运动开始后，有人揭发说，死不改悔的北京市长曾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送到他山西老家插队，这是一个大阴谋，一定要把这些狼崽子揪回来。
听见风声的县长找到他们，要他们这些人快些远走高飞，并为韩秀联系了到新疆兵团农三师的关系，可是刚为她开出“支援边疆证明”不久，连县长本人也被打倒了。
韩秀在去新疆的半途转车先回到北京，她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，住在一间小耳房里。韩秀对外婆说：“书是可以自己找来读的，谁也挡不住我。现在我的双手布满老茧，我的双臂结实有力，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生存下去的能力，再苦再累，我也不怕。我倒是突然明白了，今后我的一个重大人生目标就是顽强地活下去。外婆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把尸体丢在戈壁滩上。”
韩秀登上了西去的列车。
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，韩秀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：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，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改提，而韩秀的连队在巴楚。
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。那是一个异常偏远、艰苦的地方。风沙大的时候，人和人撞上，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。别说走路，大风来时，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。
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，啃着窝头，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。但不论再苦再痛，她也得咬牙忍着。“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，活着离开这个地方。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。”
在那里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。
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。一次，兵团召开批斗大会，台上血肉横飞，台下口号声声。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想找个藉口遛出去。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，旁边的人马上大叫，“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！”其实，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。于是，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，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。眼前一黑，她失去了知觉。等她苏醒过来，已经是三天以后了。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，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。忍着伤痛，她一点点爬出沙堆，一直爬回到营房。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，就了事了。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，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。
“这九年中，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，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。”
自从上初中时，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，是美国人。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，也常常偷听外台广播。她隐约感觉到，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。
从1974年开始，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。1976年的一天，忽然从北京某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此人不宜留在新疆”。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，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。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，情况有所改善。
回到北京，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。上班的第一天晚上，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。自家中的老房子没啥问题，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。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，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，收拾破瓦残垣。
厂里对她的表现很满意，就问她有什么要求。她说，想要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护照。厂里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，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。
紧接着，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，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身份，要求返国。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。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，中国再三强调“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”，而现在居然有人一个美国人要返国？一段时间后，公安局领导的答覆下来了，结论是“无论是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都认为，你的档案已经过期、无效了。”
韩秀不死心。于是她骑着自行车，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。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，但是尼克松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（美国驻京联络处），她要自己去闯闯看。
果然，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，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的美国国旗，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、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。于是，她默默地回到家，开始她的“行动计划”。
1977 年2月21日，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。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，散开一头长发，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。存了车，她像没事人一样，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。快接近时，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。守门武警看着她笑，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。还没等武警开口，她猛然转身，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。
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，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。“你干什么？你快出来！”
“我是美国人！”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，韩秀一动也不敢动。“我护照过期了，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。”
“你肯定不是美国人。”对方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，“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，这里根本没人上班。”
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。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，却赶上人家假日，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？她站在那里发呆，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，跳下一个年轻的美国人。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，跑过来问道：“这是你的护照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我可不可以看一眼。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
“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，我马上找人来！”后来知道，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。他手拿韩秀的文件，大叫着冲进了楼里。很快，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。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。虽然是假日，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。
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，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，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，“她确实是美国人，只是进去办个手续。”武警当然不敢作主，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。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，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：“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，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。”
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，忙说：“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。”
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，“请吧！”于是，韩秀就这样被“请”进了美联处。
盖茨主任、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。在办公室里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，国务院又联络纽约。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，五分钟内，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。
不过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滕祖龙告诉她，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，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。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。但丁大卫说，这里只是联络处，不能签发护照。她必须要等一个月，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。而他也清楚地知道，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，走出这里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他估计回去后，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，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，以备联络。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、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。
半小时后，韩秀走出了美联处。
回去后，倒是风平浪静。可是，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，几名公安来到了厂里，警告她犯了“私闯美联处的错误”，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：“第一、不许去美联处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；第二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，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。”如果违反，后果当然可想而知。随后，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厂里看着她，比她到得早，并每天“护送”她回家。
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。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，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。可结果却令人绝望，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。原来，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，根本不相连。她只好耐心等待。
一天，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。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，一抬眼，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。心里一动，她跑了过去。
“四分！”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。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，拿起听筒，拨了电话号码。通了！不但通了，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。“你的护照已经好了。”
“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。”她简短地说。
第二天清晨四点，韩秀就爬起来，穿着普通的工装，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。到了密云，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潭医院的一趟长途车。这是她早就想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。
到了日潭医院，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，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。
于是，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，穿过马路。当她越过第一个警察、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，远处，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，手里举着她的护照。看到她，滕祖龙大步走过来。
“她是来取护照的。就在这儿！”他手指着护照。
看门的武警看了看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。
“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，只要你一出现，我们就出去接应你。”滕祖龙非常得意。的确，上天护佑，她又顺利的闯了进来。
“快签字，签了字，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！”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“好了，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。我们要全力以赴，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。”此时，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。韩秀当然没有想到，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。
回到工厂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直到晚上回到家，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。半夜，窗下有人影闪动，屋顶也有人踏在上面的声音，急切中，韩秀把一张出生证明塞在内衣里。
公安闯了进来，她被宣布逮捕，塞进一辆小轿车。经过三个小时的审讯，她以坚定而机敏的态度让审讯者无功而返。她被释放了，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。
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，她以智慧和坚毅面对着一批又一批找她谈话的公安，来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。她早就横下心，绝对不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，他们想把事情搞大，她就把事情尽量变小。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驳斥得灰头土脸，哑口无言。
与此同时，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，要求允许韩秀返国。那时，滕祖龙说，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声明对韩秀“生要见人、死要见尸。”
1977年夏天，美国国务卿访华，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。结果是“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，送给了美国。”韩秀幽默地说。
她顺利地抵达香港，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，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。
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。
1978年1月，北京已经决定对韩秀放行，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，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。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，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。那是她的火车票费。
“这可是中国给你的。你领这些钱，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？”他不怀好意地说。
韩秀再也无法忍受，几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。“我在这里住了28年，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，足足工作了13年。这130元是太少了吧，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。”
“算了，一笑泯恩仇吧！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！”
“恐怕不容易，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。”
“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！”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。
“没问题，我马上就走！”
“别忘了，你的外婆还在北京！”
“我才不担心外婆。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。”对方无话可说了。
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，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。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，拿出450美元，对服务人员说，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。
“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.”（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）
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：“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？”
葛睿毅领事笑着说：“这是你借的钱。如果你愿意，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。没有关系的，不要想这些！你赶快回国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怕她不懂英文，发生意外，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，让她收好，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，一封交给机长，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，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，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。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，因为她不懂英文。
踏上了美国的土地，凭着手上的几封信，她顺利抵达。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，有人已经为她安排好学校学英文，阿灵顿地方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。不久，她又被介绍到外交学院教授中文。负责此事的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，要他务必录用韩秀。
不过，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，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“务必录用”某某人。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。
一早，韩秀穿着整洁，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，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：“Good morning, Mr. Sweft.”
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，白色的西服，银色领带，头发银白，一副学者风范。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，忽然摘下眼镜，热泪盈眶。韩秀吓坏了，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，让老人很生气。
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！”韩秀又被吓了一跳。
“就是我和我太太、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。”校长激动地说。“我的天！原来就是您！”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。
人生是如此奇妙。三十年的时光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，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。校长告诉韩秀，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，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，就要把她领养。
“你终于回来了！对，我当然‘务必’要聘用你！”校长兴奋地说。
1982年春天，韩秀与一位外交官结婚。
婚后，韩秀随先生曾在亚太派驻一年、北京又派驻了三年、也派驻过希腊等地。在她先生派驻北京时，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，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。
1986年夏天，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之前，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。
韩秀是从1982年就开始写作的，她的作品充满对人的热情与真诚。韩秀同时为六家报纸撰写每月专栏，抽空且从事翻译，并发表了她的自传体小说《折射》。
如今，韩秀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，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、主持了数个专栏，发表了无数文章。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，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，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。